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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民营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吴汶泽

有关方面的研究表明:中国民企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半,许多民企的“著名”品牌刚刚“出世”,转瞬即成过眼烟云,甚至个别民企刚领取“出世纸”,还没来得及“发育”,便无疾而终了。据媒体报道:从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工商户消失。尽管消失的企业与新增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民企“泡沫化”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和对症治理。

来自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声音显示,民企的“泡沫化”生存既有源于政策和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归根结蒂受制于企业自身的价值取向、发展诉求、市场抉择、产品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企业文化和投资理念。

本文拟从珠海民企的历史和现状入手,在分析研究珠海民企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探讨目前珠海民企面临的实际困境和未来珠海民营经济的出路。

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本来意义上的民企与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与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企)和公有制经济与外资经济而言的,目前理论和实践界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便于讨论,避免发生歧义,首先界定民企和民营经济的理论范畴显然是有必要的。所谓民企是指由民间个人或民间团体兴办的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原国营、集体等福利经济组织而言的,显然这一划分属于资产所有制的范畴。所谓民营经济是指民间个体经济与民间团体经济的总和。民营不是所有制范畴,而是经营方式范畴,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而言的非国营经济成分的统称,也就是说除了国营之外的所有经营方式都可以称之为民营。本文所指的民企和民营经济,仅限于相对于传统的国营、集体经济和新兴的外资经济而言的、由中国公民个人或团体投资兴办或控股经营的企业组织。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民间控股经营的国有民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组织形式。不包括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商独资、外商控股的合资合作企业等组织形式。

珠海民企和民营经济的传承与流变

据《香山县志续编》(卷二第15页)记载:珠海市的民企和民营经济早在1909年3月香洲自辟为“商埠”起,各行各业便开始兴起。最早的民营企业是由邑商李伍投资开办的“中兴纺织公司”,拥有工人130人。另有各类大小商户约160间。到1949年解放前夕,珠海约有私营工商企业300户,个体小商贩、手工业者468户、从业人员675人。其中工业企业6户,即前山酒厂、湾仔船厂、前环船厂、前山、南屏、唐家米机厂(粮食加工厂)。1950年国家政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关于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登记的指示》后,到1956年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改组改造公私合营时,珠海共有私营企业609户、个体小商贩663户、坐商418户。1958年后珠海的个体私营企业全部转为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或农村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通过的《关于个体工商业进行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珠海的个体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全市发展个体工商户120户、从业人员147人。1988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珠海的民企和民营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当年全市发展私营企业45户、注册资金783万元、从业人员606人。其后,随着珠海特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和招商引资工作的发展,珠海的民企和民营经济驶入了有史以来的快车道,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特区内部经济新因素迅猛增长。经过30多年的积累,珠海的民企和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到20136月,珠海已聚集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156920其中:私(民)营企业39109外资企业4718、内资企业6832户。另有各类个体工商户106064万多户。

纵观30多年来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珠海的民企和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贸易型向生产型、从产销型向研发型、从内缘型向外贸型六大结构性转型,初步奠定了珠海民营经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也为未来珠海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赖以支撑的物质手段。

珠海民企和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尽管珠海目前民企的数量所占各种所有制成分的比重已高达四分之一强,但就其生产规模、市场份额、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来看,离建立起一支属于珠海自己的支柱产业链、产品链、市场链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珠海的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商贸、餐饮、娱乐、旅游、运输等原生态的服务领域,资本含量、智力含量、技术含量低,生命周期短,市场波动大,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严重,做大、做优、做精、做强的信心不足,外部环境缺少必要的支撑和保障,严重制约了珠海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

研究和分析珠海民企的构成和发展,我们发现:珠海民企呈现出“八多八少”的特点——即:数量多,上规模、上档次的少。商贸、服务企业多,生产企业少。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多,科技型、创新型、研发型企业少。内销型企业多,走出去的企业少。依附于外国品牌加工外部市场的多,拥有自主品牌和市场的少。自发追求短期利益的多,自觉企业长远发展战略的少。片面追求个体经济效益的多,兼顾社会责任、人本建设、环境和谐的少。短命的企业多,长寿的企业少。

导致珠海民企和民营经济“八多八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公共政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是政府缺乏宏观产业政策、产品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以往政策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差,民企显得无所适从。二是金融政策的灵活性、可塑性低,对民企的生存、竞争和扩张缺乏必要的手段支撑,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三是政府的公共信息与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民企之间的信息链、产业链、市场链与决策链之间难以对接。四是政府强调招商引资(主要是对外资)的活动多、经费多、力度大重视、培育、扶持族企业走出去的牵线搭桥活动少、经费少、力度弱。五是税费、土地、进出口等优惠政策向外企倾斜多、扶持多对民企的支持少,使民企与外企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展竞争,绝大多数民企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六是各级各地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重引进、轻承诺,使民企怀有依附权贵的侥幸心理。七是市场缺乏健康、文明、安全、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民企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制约和影响。据笔者不完全考证和调查分析显示,目前珠海的民营企业队伍明显存在以下结构性问题:一是企业主队伍整体素质与外商和浙商相比较明显偏低。主要表现在: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经营方式单一,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严重,发展战略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市场诚信意识薄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二是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珠海的企业主队伍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哑铃”现象。高端的企业主以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归派为主体初步形成,低端的企业主则以本土原生态的个体私营经营者为主体。个人和家族式经营依然居于主导地位,职业经理人奇缺,严重制约了民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三是受制于企业主的个人素质、经营理念而引发的重物质、轻人才,重利益、轻责任,重当前、轻长远的人才危机、战略危机、市场危机日益凸显,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日益边缘化,已经成为民企未来生存竞争的根本障碍。如果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历史和现状不能尽快有效地予以克服,许多民企将很难摆脱“泡沫化”生存的历史厄运。

(三)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和贴牌产品的替代效应。目前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唯外企马首是瞻”,津津乐道于世界500强落户多少对GDP的贡献多大等等数字游戏,却很少有人或不敢公开对此独持异议。不可否认,外企的大举进入确实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地方经济的发展状态,但由于市场的有限性规律的根本制约,外企的过度进入恰恰缩小乃至挤压了民企有限的生存空间,外国的品牌效应往往替代了民族工业和产品的市场有效空间。正如印度经济和社会学家卡瓦基特.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只有极少数中小企业才有能力,或是有愿望从事海外投资。而对于其他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真正的挑战不过是在跨国公司带来的残酷竞争之下,保住现有饭碗里的羹剩饭……在全球性投资规则保护下的资本流动,只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陷入到更黑暗的深渊……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外国直接投资的所谓优势。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的优点,对于东道国来说,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值得庆幸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同志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率先提出了有关“限制外资并购、保护民族核心产业”为内容的提案,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本文重申辛格的类似观点,旨在期待引起各地政府给予必要的重视和适度的治理。

附录(经过本人整理):

跨国公司利弊谈

日本经济学家田口信夫曾指出——“人们对跨国公司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跨国公司是世界上经济落后地区生产力的革新力量。另一种看法认为,大量资金通过跨国公司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形成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贫困化的原因。”

西方曾有经济学家指出——跨国公司在为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的同时,导致东道国国内投资和民族工业水平下降。主要表现在:

1、在短期内跨国公司虽然可以增进东道国外汇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则减少其外汇收入。

2、跨国公司使用高技术生产高消费型产品,通过广告和市场力量,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畸形消费。

3、跨国公司导致不发达国家的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尖锐化,社会矛盾激化。

4、跨国公司运用经济力量干预东道国内政,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5、跨国公司享有的广泛优惠和特权使其在不发达国家构造国中之国。

(日本《经济》杂志1990第3期)

珠海民企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路径

30多年来,珠海市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促进、规范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为民企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民营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推进珠海本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战略以及广东省关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策,提高民族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全球市场占有份额,未来珠海民企和民营经济要率先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改革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解除长期以来束缚民企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瓶颈、机制瓶颈。一是要建立适应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公平竞争需要的公共行政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民营经济的发育创造宽松、和谐、透明、有序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制定实施珠海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产品政策指导和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示范作用,使民营企业少走或不走弯路。三是要健全法制,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环境,拆除长期以来限制民营经济进入的政策壁垒和贸易壁垒。四是要完善公共信息网络,为民营经济主体引进来、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五是要加强与民企的对话与沟通,为民营企业走出国境、进入周边国家和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机会、提供平台。六是改革行政许可制度和现行的进出口制度,实行宽进严出的市场准则主义。除水、电、油、气、森林、矿产、国防、安全等能源、资源、公共品供给等自然垄断生产部门外,破除民企的产业、行业、地域、进出口入门槛和贸易壁垒。

(二)改革金融体系和投融资机制,解除长期以来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瓶颈。一是要建立现代企业信用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银行信贷担保机制,确保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能够及时足额获得银行的中长期低息贷款,充分发挥现代金融业对工商业发展壮大的支撑保障作用。二是要健全民间信贷和市场融资体制,支持民企走股份合作化道路,适度放宽民间融资的限制,纾缓银行信贷风险和民企的“资金荒”。三是要健全金融法制和金融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之手的导向功能,使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良性循环,帮助民企化解不必要的市场风险,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利双赢,一举“三得”——即政府得税、企业得利、银行得息。

(三)改革现行的土地、税赋、进出口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极不平等的“差别待遇”政策,解除长期以来制约民营经济参与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公平竞争的“歧视”性瓶颈,让多种经济成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对等竞争,让民企与外企一样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

(四)苦练内功,提高民营经济的自身素质,解除从根本上影响民企和民族工业生存发展的内部瓶颈。一是要大力推进人才强市、人才强企战略,为民企的发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二是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民企走自主研发道路,培育本土明星企业和本地名牌产品,积极推进品牌战略。三是要鼓励企业正确适用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行业标准,支持企业自创标准。四是要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申报和保护战略,大力扶持地方优势产品和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五是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扶持民族品牌和民营企业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

(五)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日益严峻的国内资源、能源、环境、土地、劳资矛盾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各级政府都有必要重新反思并检讨现行的“招商引资”战略和内外资不平等政策,不遗余力扶持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精神,避免丧失经济主权而长远受制于外国垄断资本,重新陷入“亚洲四小龙”当年走过的“新殖民地经济”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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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问政网友

 国有、集体经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国有企业是抵御外侮和天灾人祸的经济长城!

2013-12-28 18:29:01 来自网络问政平台 [转发]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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