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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

低价药本来是医治看病贵的一剂“良药”,没成想不少低价药一低就死。据权威部门披露,我国医院临床使用的廉价药有三四百种,但近年来民众耳熟能详的甘草片、胃舒平、黄连素、酵母片等,时常供应短缺,甚至心脏外科手术必需药“鱼精蛋白注射液”、乙型血友病的唯一救治药“九因子”、甲亢治疗药物“他巴唑”均出现过全国性缺货现象。

低价药数量虽不多,却解决了患者约80%的用药问题。此前,一项对北京、天津、上海等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调查显示,我国廉价药短缺高达342种,有211种供货缺口,其中10元以下的130种,占38%,有131种长期断货。

低价药说没就没,尤其是一些救命药,确实令人忧虑。它的生存现状,真实呈现了医院、医生、药厂、药商、药品审批机构、卫生管理机构、价格管理机构等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论说起来,低价药一低就死,无非三个原因:一是限价政策突破了成本底线,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譬如双黄连注射液,每支限价1.7元左右,据说8年都没有调整价格。在原材料与人工节节攀升的当下,这种无视市场环境“逼人廉价”的行政干预,无非等于逼着低价药转产或进口药大肆铺货。二是以药养医机制利诱医生选择高价药。道理很简单,现行药价机制下,越贵的药品给医院及医生带来的溢价越多,而现今80%以上的药多在医疗机构销售,如果医生不把廉价药写到处方上,低价利好迟早也只是价格标签上一个个美丽的泡沫。加之药品招采制度漏洞多多,低价药没有回扣空间,不比高价药“游刃有余”,不被挤死反而是不正常的事。

为了保护低价药,相关制度设计也没闲着。譬如今年3月1日生效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已明确要求: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其产品在公立医疗机构招标、采购评分时将被减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将被禁入。这次8部委又发布了《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对纳入国家低价药品清单的药品,取消针对每一个具体品种的最高零售限价。这些举措,显然旨在于监管好市场渠道,尊重价格形成规律,逆转“好心办坏事”的尴尬格局。

一言蔽之,松绑低价药不过是“入市随俗”,是行政手段的理性归位,只要监管不盲动、只要医改不止步,大可不必担心松绑制度会引发低价药的集体飙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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